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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道主义(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

第五部分.人文

我们按马克思主义的程序和结构,从哲学转向史学。中国社会发展史本来是独特的,与欧洲截然不同。近一个世纪中国史学放弃自家的科学的研究,套用欧洲社会发展史的所谓“五阶段论”,这既使中国史学一方面陷入公式化的泥坑,同时也输入了一些新方法。既然我们已经把哲学做了改造,那就顺势来尝试重建中国史学基础。

 

儒学主旨:文化、教育、仁义、道德

儒学是什么?“儒”字来源不太清楚。《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化者也。”司徒是管人的官;“顺阴阳”在古代是指调解自然的和人事的矛盾,“明教化”是宣传教育工作。按这样说,儒家是搞教学和研究的。近人有说:在孔子以前,儒是“相礼”的,就是各种典礼仪式的操办人和司仪,孔子年轻时从事此业。此说泥于古而流于狭隘,但也承认儒是有学问的。后来人们把孔子创始的学派称为“儒家”,而不管他的起源了,更进一步又把一切做学问的人都叫“儒”,例如把洋教士叫“西儒”。“顺阴阳”以易学为标志,是儒家的指导哲学,并由此展开为天地万物和人的学问,保持以人为主的实际复杂课题教研,并与今称自然科学的学问接轨。故儒学也关心自然科学,说儒家压制科技,是批儒运动中的曲解。“明教化”更是孔子的创新大业,他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开私家教育,并以“教”为其学说的重点。儒家教育重视伦理道德,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很多儒生从政。我们因此称呼儒学政治观为“家国主义”。

问为什么不用“国家主义”之名?中国皇帝有时自称“国家”,他把国看成属于他家的东西。近年已有翻译的西方政治名词“国家主义”,是一种法西斯思想。恩格斯的书《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是讲原始家国。

儒家不但能文,也有很多人能武。冉有和樊迟会带兵打仗,后来的范仲淹和沈括都是儒生能当好将军的实例,是儒将。但是,儒学是决然反战的。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即阵虽然后世儒生都知道简单反战是迂阔而不合实际的,但都反对穷兵黩武,以致招到误解,使人以为儒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儒学的战争观是区别于商鞅和嬴政等法家的重大标志,是保证其家国主义不流于军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原则。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主要是文化和教育,这里再仔细说说。人类的确以生产劳动为重要特征,但人的生产劳动以其知识性而不同于其他动物。动物都有求生努力,高级动物如灵长类,也会使用石头棍棒,个体也会随时得到新知,也会集群合作。但他们不能在群体中普及个体所得的新知,于是个体所得的新知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生物群体只能通过基因变异造成个体的生物学进化。人类知识可用语言交流,能在群体中累积而形成文化。知识的基础部分是科技。如果用火的技术不能以语言传授,那就不是文化的知识。

哲学的信息是万事万物的自然的广延于久远时空的存在方式。宇宙中的恒星和星系发出光信息,使距离它们亿万光年的地球人凭借微弱的光感知它们在亿万年前的存在。每个人都有祖父,以及祖父的祖父。很多人没见过自己的曾祖父,几乎没人见过曾祖父的曾祖父。但人的祖先是存在的,他们存在于代代相传的信息里。这种信息远不止是个别人的姓和名,更重要的是先民创造的语言、知识、生产技术、生活常识、伦理观念、审美习惯……。这都是文化信息,不是由生理遗传而是由后天教育传承延续的。

能量和质量也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但那与信息不同,是存在方式的简单分析质项,而简单分析质项是在人的认识中被从复杂综合的实际中分解出来的。信息作为存在方式,首先是多项分析单元的逻辑综合,是复杂的综合系统的存在方式,而实际的存在都是复杂的综合系统,而且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开放的系统。人所共知的复杂综合系统如地球、生命和人。在儒学文献里常见“天地万物”之语。万物是生命,而“人为万物之灵”,是最高级的生命。中国古代学者首先关心的是复杂系统。在简单的有限封闭的物理系统中,信息的作用不及能量和质量那么明显。穿衣吃饭都是分析的质能作用。历史上的西方学者最关心的是最简单的分析质项,例如杠杆、浮力、石头落地之类。他们擅长逻辑化的定量实验和数据处理。

人类既然以社会方式生活,那就要有社会生活的规矩来保证生活有秩序,并能高效发展。政治制度和法律是必要的形式,本质的东西是人的精神文明。首先人与人之间要友爱互助,这就是,即所谓“博爱之谓仁”。仁,这是一切正常人都不敢反对的伦理规范,除非强盗、黑帮、法西斯匪徒之流。但是人毕竟还是动物,有求生的本能。所谓“食色性也”,说的是人都要吃饱吃好,要过男女两性生活使种族延续。于是人都有私欲私利,难免与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冲突。怎样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是个很复杂的伦理问题,在中国文化里把限制以至牺牲个人利欲以保护群体利益的行为称为“义”。现在的“义务”一词就是指个人出于对社会群体负责而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古人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宜就是指个人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现代汉语里的“遵纪守法、见义勇为都是义。仁义是两千多年儒学的中心命题。在儒学典籍中最常见“仁义”二字,只可能对仁义做出各有特色的解释,不可能从根上否定它的基本意义。至今解放军还以“仁义之师”自命。   

家国主义的博爱与美国式的个人自由主义不是一回事。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之前身是基督教义的人人皆为上帝之子,四海皆兄弟。家国主义更强调政府和家长的权威,强调纪律性。从秦到清的皇权家国主义更是专制独裁的政体,君和父的专制是须要革命的。

然而,社会必须有组织秩序,有分工合作,首先是有领导者和被领导的群众。以前的大批判爱用“统治阶级”这个语词,并且认为那种人都是坏人,是压迫和愚弄群众的。其实单单是“统治”这两个汉字并没有贬义,那与现代的“总理”二字含义一样,总者统也,理者治也。但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领导者总是属于上层统治阶级,与剥削分不开。

不管有无阶级有无剥削,都不能没有领导者(统治者),领导与群众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有时领导作的决定虽然正确,对群众有好处,却不被群众理解;有时领导自私腐败假公济私,受群众厌恶。这个矛盾关系也是贯彻一切人类历史的中心命题。

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两大矛盾:领导与群众、公益与私利。

儒家最关心此事。他们研究和实践两千多年,岂能一无是处!当然,在他们的认识中只有君臣关系、家国观念,提的口号是“忠孝”,即忠君孝亲。儒家没有建立民主意识,更缺乏个人的人权和自由概念。这也是中国传统主流思想,须要改进的。只要我们把“忠”从新解释为“忠于人民、社会”,那就什么都通了。

汉语词汇还有“道德。往常把仁义与道德连着说,似乎仁义就是道德。今言德育是指伦理仁义的教育。然而道德的本义在古代更为广大,如《道德经》,不仅包含伦理的规范,还包括知识和智慧。如前所说,中国哲学的道是指万有的因果性,其中包括规律性,还包括简单规律所不能涵盖的复杂过程。一个人如能博学多智如诸葛亮,就可以说他是得道之士,而得道就是德,所谓“德者得也”。从汉字构形看,“德”与“得”的差别,前者是“心”,而后者是手(“寸”字原来是“手”),右上角原来是“直”和“目”,都与观察之义关联。故“德”指精神性的道理的收获,而“得”指物质性的实物的收获。今之俗语“知道”原来是指知悉事物的来龙去脉。

《中庸》有“道问学”之语,“道”是动词,义为“导”。这是指倡导一种做法,向人求教和独立思考,以求获得知识。无论是科技还是仁义,都必须通过教育向下一代传授。文化要靠教育保持和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教育创造了人类。因此可以说,强调仁和教的儒学是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主导。而教育事业以及教育学是各门科学中最重要、最困难、最高级、最有趣的学问。搞好教育是古今中外一切社会国家兴衰的关键。所以说,孔子最伟大!

可以用“三个代表”衡量儒学。我们看看孔子是怎么说的。在进入卫国时孔子看到了街上众多的人口,惊喜地说:“庶矣哉!”(人真多呀!)。弟子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先富起来!)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仁就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孔子对繁盛的人口有发自内心的爱,这是仁;格物致知,发展科技这项第一生产力以求富民,这是孔子立即给出的回答;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中普及和提高教育的水平,使之紧跟最新文化发展——这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孔子的最终回答就是“教之!”。所以儒学符合“三个代表”要求,应该说,儒学早就以“三个代表”为宗旨。

 “三个代表”核心实质在先进文化。科技和生产本即属文化的一个部分,且是基础部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就是获得先进文化,包括生活物资、政治权益、教育资源、医卫保障,其实都概括在文化体制里面了。至于“代表”一词的意义,无非“代替表达”,所表达的无非希望意见。当然,既是代表就要有所行动去实践那些希望。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称“代表”。

如果我们回复到儒学的原初语言,提倡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还是仁义忠孝,那是很恰当又很通俗的很适合普通大众的口号。

 

儒学不是宗教

有人说儒是宗教,把儒与世界三大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并列。胡适等学者则把秦始皇、汉武帝的迷信思想说成宗教。什么是宗教?

宗教是以共同信仰为主导的人群的组织体系

信仰是科学和哲学都不能给出依据的判断,是没有真实理由的思想。任何人都有其信仰,唯心主义从根上说是信仰。有某种信仰不必是宗教,个人的迷信思想和行为更不成其为宗教。宗教不必信仰上帝,佛教就不信上帝。有共同信仰的群体组织不必是宗教,那要看他们的信仰是否主导。而某些宗教则把非理性的思想组织起来加以保护,对抗文化的创新发展。但人类文化史中的宗教现象多样而复杂,有的未成熟就消失了,有的成熟强化之后又弱化了,有的是邪教。

儒学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成熟宗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外来的和本土的宗教不止一两个,很多儒生信奉各门不同的教派。魏征当过道士,没有叛教而作儒官。宋儒的几位大师都曾出入佛老。徐光启信了天主教,仍不失其为大儒,官至宰辅。儒生人数虽然很多,却没有形成宗教式的组织,维持他们之间联系的主要是学问和政治。如果说儒家也有共同的信仰,那么那就是仁教论公平天下理念。现在有儒为宗教之说,甚至说历代皇朝是政教合一的制度。这是用达赖的眼光看待中国主流文化。

汉初黄老道当朝,那群人是先秦道家被东汉道教利用的中介,是后世道教的先驱。汉武帝罢黜百家,主要是罢黜黄老伪学,独尊儒家正道。这个行动的实质是确立一个非宗教政治体制,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宗教”的概念,大家都没有这个觉悟而已。

 

秦废封建,开启家国主义时代

商王朝的社会是否奴隶制?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不说。周武王灭商,封建诸侯,建立的是标准的封建社会,与欧洲中世纪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性质基本一样。

封建社会是多等级的世袭的贵族统治,贵族兼有其领地上的政权和土地所有权。土地不是商品,不可以买卖

在这些土地上劳动的农民,虽然是平民或“庶人”,人身自由却受土地的约束,实际是贵族的农奴。下级贵族是自己的封地上的全权统治者,有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军事权……他只要向上级领主交纳贡赋。在有战事时,下级领主要按上级指令带自己的兵去参战。对各大诸侯来说,此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欧洲封建领主在莱茵河畔山上造的许多石头城堡,现在都成了旅游和影视制作景点,那是封建制度的典型象征。里面只有领主一家和他的卫队居住,防守坚固,却很阴暗,缺少花木禽鸟,较之苏州的园林简直是天堂与地狱之别。中国春秋时代的贵族宫院也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在封建初期,天子和高级诸侯有较大的军力,自己直接占有的领地也较大,下级的小领主不敢造反。

据说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制礼作乐”,那是说由他决定大政方针,创建完善的封建制度。他的功绩很伟大,但却没有当时的直接文字记录史料,都是传说。这些传说大概是孔子赞美周公的依据。孔子并没有社会发展的明确认识。他只知道周公时代中央的天王能集中权力,天下太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知道他当时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是周公创始的制度的自然发展结果。

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进步,人口增多,大量开荒以及兼并,一些下级小领主势力变大,便不愿再顺从上级指使了。于是中央的天王反而成为较弱势力,贵族们以下犯上成了常事,臣弑君,子弑父(注意《春秋》所记弑父的都是贵族),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封建制度的寿命到头了。孔子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历史年表上的春秋时代从周平王东迁算起,比《春秋》记事早半个世纪,延续三个世纪到孔子死后几十年,此后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经过兼并,主要有七个大国,齐、楚、燕、韩、赵、魏、秦。秦国首先实行郡县制,其他六国也开始向郡县制过渡。秦始皇统一后,在全国“废封建,立郡县”。

所谓“郡县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免,任期不长就被更换,不是世袭的。法权方面,除皇帝及其近亲外,从宰相以下原则上或法律上每是平等的。宰相一旦下野就与其他百姓在政治权利上一样了。在地方长官驻节的城市,官衙不是军事防守单位,不像封建城堡那样。全城整体才是军事防守的单元体系。如有战争,敌军围攻,城破先死的是长官不是平民。封建时代的战争与此相反,战争失败一方的贵族将帅受到胜方优先保护。

皇族因一夫多妻而生出很多皇子王孙,一般用不了几代便成为庶民。刘备是汉景帝后代,小时已是穷人。北宋从太祖、太宗兄弟二人繁衍下来,到被金人灭亡之前,子孙已多达数千人,以至不能都让他们挤住在京城里,要向外地疏散。其中有些穷得没饭吃,要政府专门拨款救济,或者给他们派个作小吏的差使,领一点薪水。

这里我们须要说说“宗法”的概念。很多学者说中国解放前的农村是宗法制度,这是从封建社会以宗法为特征推论而得的。的确,在先秦时代有明确的宗法,那是为保证多等级的世袭制度定出的规矩。一个王或公侯可以生很多儿子,继承爵位的只能是其中之一,叫做“大子”。别的儿子就是大夫,叫做“别子”。大夫的子孙不能再与公侯混在一起论宗排辈,要另立宗室,第一个大夫就是这个宗室的“太祖”。太祖下面又有别子,再立别宗,就没有太祖了。太祖之下的世系叫“大宗”。宗法主要是管贵族的,到了士、庶人的等级只是“小宗”。在封建社会,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宗室归属,他的身份定死了,不可以任意越级篡位。秦始皇废了封建,多等级世袭制度不存在了(《中庸》谓之“行同伦”),社会上就只剩有家族同姓的人们讲求家谱的风俗。而村庄里的族长与普通族人的关系,实质是以强制弱和以富压贫的政治实力关系,不具有封建式的固定地位约束。哪一家人要离开故里,外出经商、从政或移徙,都是自由的。

至于家里人,如几兄弟之一(其妻儿等合称一“房”),要办大事(例如嫁娶、分居、休妻)则需由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做主批准。《红楼梦》和巴金的《家》很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家”,但是那只是拥有一定量财产的家,家财属家长所有,故他(或她)才有权。至于贫无储蓄的人家,兄弟们各自拼命求生,没有能力聚族而居,就只有如孟子所说的“八口之家”或“五口之家”了。家虽小而仍是家长说了算。子须从父,父不在则从母;妻则必从其夫。这种规矩不能等同于宗法制度,而是一种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不是法律制度,反传统的事也是常见的,并不一定违法,例如惧内。父死是否从母,也不一定;夫死是否从子,要看儿子的智慧能力和运气。

既然没有什么爵位,也就不存在丢失爵位的顾虑。而宗庙以及“太祖”“太宗”的称号则从汉朝起只归皇家用了。然而直到明清,还有些腐儒死抠古礼,讲求宗法,实质是要维护巴金式的家。他们留下的文字使一些现代史学家据以论证晚近社会仍行宗法。

我们称新制度为“家国主义”。新的法律制度至少在名义上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然而文革大批判强调“刑不上大夫”,这是混淆了封建主义与家国主义。“刑不上大夫”是封建制度,而“王子与庶民同罪”是家国主义法制。从秦始皇、汉武帝到武则天、朱元璋、雍正帝,杀人很多,但被皇帝杀的人中多为高官大臣,而非庶民。官吏的贪污腐败瞒上欺下,是家国主义政治的顽症,是历代治国的大难题。家国主义时代经常是“权大于法”,因为最高领导是皇帝,他的权力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上行下效,自然把法律条文当做摆设。但是在文革大批判的影响下,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的法制充满了误解。例如影视剧有县官当堂裁决,把罪人立即推出斩首之事。实际上,知县、知府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地方官判的死罪必须上报中央审批,有的皇帝还要自己亲批。批准了的死刑也要留个缓冲时间,等到秋天执行,“斩立决”只是特殊情况。当然在政治昏乱的时期和地方就没有那么严正清明的法制了。

家国主义社会的土地大部分是私有的,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就是办此事。有贵族,但不是世袭的。皇亲国戚和有功大臣可以受“采邑”之封,那不过是一种俸禄之名,所谓“万户侯”就是拿万户贡赋那么多的俸禄而已,并非是哪个万户地区的小诸侯土皇帝。地主不是封建领主,不一定作官,与政治权利没有法定的联系。从这一点说,家国主义社会的地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资本家没有太大区别。以前常用的“封建地主”一词严格说不符合实际,标准的封建社会没有地主,只有领主。类似地,从秦到清的皇上也不该叫“封建帝王”。家国主义的农民虽有较多的人权,但因土地这种生产条件是空间固定的,加上古代生产力低下,剩余价值份额很小,因而农民人权的自由度很低。农业作为家国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因素,活力远不及工商业。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属性与封建领主仍很接近。所以,把家国主义看作封建也是可以谅解的。实际上,皇帝的政治属性还是封建的,每个家庭的家长也还保持封建性的专制权威。所以,如果说,皇权的家国主义是“半封建”的,并不很荒謬。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国社会实际是半封建的。

山高皇帝远,“土皇帝”确实不少,他们总可以胡作非为,这就是所谓“豪强”。历代皇朝都有“抑豪强”的问题。理论上,豪强是封建残余,是皇权家天下政体不可避免的现象,是政治腐败的表现。豪强就像病菌,要吃饭就会有病菌孳生,要保持身体健康就要随时清除它们。太平盛世的君贤臣都要为巩固和强化皇权而“抑豪强”,曹操、包拯、海瑞都是豪强的死对头。在20世纪的湖南农民运动和解放初的土改中,被镇压的恶霸土豪就是豪强。

说说“阶级”,这是个明显模糊的概念。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人群分化为阶级,现象较为明显。家国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相对于封建大大减轻,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原则的不同。主要是落后的农业生产束缚农民造成生活的差别,包括私产和文化教养,不是法权有固化限定。特别是精神的伦理道德,并无阶级性的截然分划,贫苦农民也一样信奉三纲五常。文化大革命时期横行的“唯成分论”把个人的思想看作是由阶级出身固定化的,完全违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方法,是背叛传统优秀文化的流氓论调。实际上,唯成分论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多无较深的文化修养,只是拿那话来整人而已。

 

儒要公天下

秦始皇废封建只是一次开创行为,此后至少有上千年的逐渐过渡时期,局部时期和地方反反复复,准封建或半封建的状态时有出现。秦始皇死后,项羽灭秦,又分封诸侯。虽然新封建的各大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近似独立政权,但在他们下面就不一定有小封建领主了,他们不过是战国时代割据的模拟新版而已。同样,刘邦建汉,也分封了一批刘家的王。与前不同的,一是封建的地区只占全国一小部分,二是这些王的下面没有低一级的小封建。而且过了不到一个世纪,这些姓刘的王们都成了中央政权的敌对势力,汉景帝要“削藩”,闹出了七王之乱,终于还是平定了。

从刘邦封王到汉武帝尊儒,朝中当政的是黄老派,近年史学把文景之治说成是黄老政治的功劳,不对!汉家开国节俭自奉,那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原因。而黄老派讲无为而治,却是为分封的诸王讨权利。汉武帝向董仲舒等征求治国良策,不认为当时是治世,而是乱世。削藩大计之推行,首先要罢黜黄老,那是这些封建残余的理论后台。晋朝统一三国,不吸取刘邦的教训,又封建司马家的王,闹出八王之乱。司马家人自相残杀,几乎死光了。结果是北方少数民族乘虚而入,晋朝皇权逃到江南偏安一隅,再也不敢搞封建了。唐朝安史乱后,江北很多地方军阀割据,实际是些独立政权。有人建议:不如承认他们的独立性,正式搞封建好了。柳宗元为此专门写了篇文章“封建论”,驳斥这种论点。文中的公私之说大有深意,评论废封建,说:

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郡县制的官长如果被发现不可用,立即可以撤换;封建制的诸侯传位给下一代,那继位的虽然不行也撤换不了。所以秦始皇是朝公天下前进了一步,只是他的目的是自家的私利而已。从秦到清是皇权家天下的家国主义,距离儒家的最高理想真正的公天下、平天下还差一大段。《封建论》是儒学直接研讨根本性政治制度的典范。

公天下”是儒家一贯的核心的政治理想,孔子赞美尧舜就是宣扬这一理想。但是理想终归是理想,从来现实中就没有过真正完备的公天下。秦始皇统一搞的是他自己一家的家天下,他要使皇位在他自家传递千秋万代,而自己是“始皇帝”。他没有预料到秦朝只传二世而亡。但若从废除多层次的大大小小的诸侯领主土皇帝来说,那的确是朝着公天下迈进了一大步,开了个头。只不过他把大公之制搂到自家的权威之下去了。秦儒为了反对家天下,写了很多文章,著名的如《礼记》的“礼运”“大学”“中庸”等篇,形成李斯所谓“百家语”,终致招来焚书坑儒之祸。他们为公天下的政治理想献出了生命。

柳宗元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这句话是要把秦以后的家天下皇权政体与公天下理想调和起来。此事为两千年儒学最大矛盾,是正直儒生们最为苦恼无奈之事。然而柳宗元文前面还有一段话:“其情私也……”,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直到他本人生活的时代,以至延伸到他身后一千多年,一切朝代政治的罪恶根源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到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作“原君”一文,又一次明确指出大权归私之无理,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既然秦始皇已经废了封建,怎么现代中国史学还说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呢?这个问题触及近百年中国学术史的要害,若再回想文化大革命中猛批“封资修”所造成的社会生活及精神文明的大破坏,那就不止是纯学术的事了。研究古代文史的学术真的与现实无关痛痒吗?20世纪初,西方史学和哲学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涌进中国,并与中国的爱国志士们的救亡热情结合起来,为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进中国。五四运动高呼“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批臭孔老二”。于是在概念上就把儒学与皇权全然混为一谈,作为革命对象一齐打倒。在当时,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之外,没有更好的史学理论;哲学上正是牛顿式的唯科学主义世界观风行的时代,继承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不可能完全免除历史的局限,也不自觉地表现出唯科学主义的特征。

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最大特征就是套公式,凡是套不进他们的公式的论点他们就不承认。因此,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事物面前他们的理论就到处碰壁表现荒谬了,而人类社会的历史正是最复杂的事物。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理论的五阶段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总结欧洲历史的中心部分得来的,特别是上古史以希腊和罗马为主。马克思并没有说全世界一切地区的历史都是这个模式。特别是对中国社会,马克思提出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以表示中国的特殊性,他没有细致地展开地研究中国问题。即便在欧洲,斯拉夫族系、日尔曼人、英国等,很大部分的欧洲地区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五阶段论不是个公式。

说到中国,秦始皇废了封建之后是个什么社会呢?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左派史学家茫然了。皇帝是个大领主,颁赐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以及任命高官还叫“封”。既然如此,那便还是封建!而且若把周以前的殷商按五阶段公式排位,当然就是奴隶社会,地下发掘不是有拿活人殉葬吗?那殉葬者当然是奴隶。

殉葬的就一定是奴隶吗?未必!秦穆公的大墓里有很多殉葬者,但是《诗经·秦风》的“黄鸟”篇写的就是为穆公殉葬的三贤士,那显然不是奴隶。孟子引孔子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历代儒生都说那是批判秦穆公用人殉。再说,有奴隶也不等于那就是奴隶社会。直到清末还有富贵人家买卖奴婢,这些奴婢不是社会生产的主力,不能由他们的存在决定社会性质,犹如近代史上美洲有大量黑奴,却没有人说那是奴隶社会。有人为了给秦以后的社会定性为封建,竟至勉强要把西周和春秋战国,以至汉代,都说成是奴隶社会,把孔子说成是奴隶主的代言人。高叫“要科学”的人竟如此不顾史料信息的实证本义,与科学背道而驰。

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家产官僚制”,这个提法突出了官僚制度,但没有反映皇权的主导地位。当然,辛亥革命之后皇帝没有了,官僚成了主导者,此时用“家产官僚制”之名才是合适的。李志超提议用“家国主义”之名称呼秦以后的皇权官僚制。“家”字指这个社会的基元单位是家庭或家族;“国”是皇权制政治体系。儒学作为这种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其核心思想“家治”是一种“主义”。然而,儒学的公平天下理想没有在秦后实现,秦后的家国主义只是个过渡阶段,那是家天下的家国主义。辛亥革命打倒帝制,才有了实现公平天下的可能。儒学虽然没有民主观念,但有“仁”的观念。全世界一切民族的社会发展史,从古至今,无非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权利地位的演化史。重家国不同于重个人,儒学以家国保障仁的实行。

《大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平”在先秦含义是和平、平均、公平、公正,义同“公天下”,不是近年某些人曲解的“武力平定”。

 

家国主义经济比封建进步

家国主义社会的经济特性与封建社会不同,工商业发展水平高于封建社会,主要地区不是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为主。盐铁、酒茶、文具、书画、药材、车马,等等物资在发达地区已相当丰富而为生产和生活之必需,这些物资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品,农户不能自己制盐、造铁器。城市里更要买卖粮食布匹、衣帐冠履之类。这都是商品。战国时代已有一批大城市,人口在十万以上,其中居民不会全是贵族消费者,大部分是个体或集体的手工业生产者。有些行业是必须集约化经营的,如金属的生产和加工、大型建筑等。

战国时代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战车千乘组成的部队就是机械化集团军。屈原的诗《国殇》描绘战事的惨烈:“车错毂兮短兵接”“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严杀尽兮弃原野”。战车的损坏和修理是战争中必须做的事,于是部件的可换性是必要的。弓矢刀剑既要形制统一,又要配合不同规格尺寸。这些都不是个体手工业所能胜任。秦兵马俑的出土给出了很明确的证据。

金属的生产加工从找矿开始就需要专家,采矿是又一批工师和劳力的事,矿石采出来后的冶炼是冶工,锭材要运输到另外的地方去铸锻。从铜陵、南陵、大冶等古矿遗址所见,上古的采冶规模已相当庞大,那都是人口很多的城镇。汉代南阳是铁业中心,那里生产的大量农具远销到数千里之外。近年考古发掘在贵州发现汉代的锄头,上面有南阳制造的商标。

在相对太平的盛世,大兴土木的事不断,高档豪华的宫室庙宇建设工程绝对是系统工程。一家班主与总工程师合作,带领一群各有所长的工匠,辗转流徙于州郡山原岭南塞北,承包各家工事,这是很专业化的技术行业。柳宗元有篇文章“梓人传”被收进《古文观止》,写的是他的所见所闻。其先他在朋友家见到一位临时房客,自称是木匠,但见他睡的床腿断坏了,问他:“你既然是木匠,怎么不修?”他说:“我不会修,改天叫别人来修。”作者以为他是个骗子。不料过几天在相府里看见他,那里要开工造大房子。只见那人周围站立一群工匠,恭敬严肃地围听他的指挥,他身旁的地上是工程图,他要某人去锯木,那人就去锯木,要某人去凿石,那人就去凿石。没有敢反对的。过了一个月再去看,大厦已经竣工,复杂巍峨的斗拱飞檐精密配合,进退不差毫厘。宗元喟然叹曰:“这与治国安邦的相业是一样的呀!”他说这种人才在当时叫“都料匠”,就是现在说的总工程师。

柳宗元看到并记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高级文化部分,而现代闭门造车的史学家却把唐宋时期说成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我们相信谁呢?这些流徙的工程集团是先进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柳宗元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一代大儒,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

有的史学书说,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才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所以此前的社会当然是封建社会。那么,南阳的铁农具远销到贵州,算不算“萌芽”呢?唐代的建筑工程集团与现代建筑行业的组织形式又有多大的差别呢?自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者既然强调以生产为判断的基础和依据,那么这些史料记述的不是生产吗?

以前说儒家主张重农抑商。重农是有的,因为“民以食为天”,不保证粮食生产,社会就发生危机了。粮食是第一位的生活物资,这一论断到现在还是符合实际的。但若说儒家抑商,虽然历史上时有此议,那却是腐儒之论,没有哪个朝代真地实行过。学者为了论证现代革命对象是封建,就极力贬低旧时代的商业,曲解儒学和皇权的商业政策。这也是不顾事实,违反科学精神的。

孔子最喜爱的弟子之一子贡就是大商人,他用自己的财富支持孔子和他的一群弟子周游列国。孟子质问重农学派:你们用的铁农具、铁锅和衣服鞋帽都是自己做的吗?回答说不是,是从市场上交易来的。儒经《考工记》第一句话说:“有六”,第四项就是商旅,排在农业之前。《史记》有“货殖列传”对商业的社会作用极尽推赞。历代多次实行盐铁酒茶国营。唐朝主管财政大臣刘晏主持粮食等物资的国营商务,他在河漕沿岸设立价格情报站,以高速把握行情,赚了大钱,为政府财政作出很大贡献。王安石变法中的国营商业是重要项目。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头也是搞官办工商业。明清时期晋商和徽商是赞助儒学的重要民间力量,为发展文化做了大好事。

大约从北宋起,封建残余便很少了。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虽是流浪武人出身,却很懂得文化的作用。他们用“杯酒释兵权”的手法解除了武将们的军权,推行彻底的文官制度,严格实行科举取士。标准的儒生范仲淹和沈括都当过大帅。首任宰相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后来经过范仲淹大力奖掖儒学,一方面使得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是科举出身的儒生,同时也大大推进了儒学显著进步,促生出叫做“理学”的新儒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代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繁荣状态,总体水平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

总起来看,家国主义在理论上是与资本主义同出于封建的兄弟,只是中国的家国主义出生太早,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工商业薄弱,而农业资本家或地主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按儒学的公平天下理想,皇权家天下只是家国主义的过渡形态。社会发展到清代,向高级家国主义或特色资本主义转型已不困难,因为两者区别不大。

从社会伦理而言,家国主义与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显著差别是个人权利观念不同。家国主义不主张普遍平等的个人权利,而以家和国为主,相对强调君和父的权威。极端个人主义偏轻于忠孝,极端家国主义不重视人权。两者都不能在个人与群体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达成中庸,未能臻于仁和义的理想境界。儒家的三纲五常虽有很大缺欠,需要修正,但不是全盘都要否定。特别是,那曾是家国主义时代全民的道德标准,并非单属哪个阶级。因此它必有相当大的成分要继承保持和发扬。

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于美式个人主义,那是极端家国主义,或特色资本主义。其历史原因是明治前的封建制度。秦始皇紧接封建也搞极端家国主义,但被陈胜吴广和汉儒否定,其后总体文化因尊儒而未走或很少走极端,才可能有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

按照中国社会发展史学的上述观点,应该把从甲骨文出现以来的中国古代史概略分期如下:秦以前以封建为主,从秦汉到隋唐为皇权家国主义早期,从五代到清帝退位为皇权家国主义晚期。三个大阶段的时间大体均等,各占约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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